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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菲特1969年解散公司时写的信,值得学习和回味

2019-11-07来源:开心聊情感

近日,全球市场暴跌,A股已跌更久,投资管理人中很多悲剧,多少产品面临清算。

看着朋友圈的悲伤,小雅去细读了巴菲特从1957年以来的每一封信,其中以1969年最有感触。

高智商、高情商的巴菲特,一生最重视的资产是声誉,他用很多看似简单的方式积攒自己的声誉,包括每年给股东的信,写了60多年。而1969年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年,这一年是他唯一一次解散公司,这位智者如何跟投资者展示他的真诚和才智,我们奉上原文。

发布信件原文之前,先补充一点儿细节:

巴菲特合伙基金于1956年5月5日成立于密西西比河西岸,当时的巴菲特仅25岁。最初的几个合伙人都是最坚定的支持者,四位家人,三个好朋友,共投资10.51万美元。

巴菲特前十年给自己定的目标一直是平均每年超过道琼斯指数10个百分点,但从1967年开始,他开始变化了。

尽管巴菲特一直强调业绩不可能每年都好,但最初那些年,他真的业绩每年都很好,股指大涨,他涨的比指数多,股指跌的年份,他很多年份还是赚钱的,亏钱的年份很少。他每次强调说,也许今年不会这么好了,结果,照样还是牛。

说实话,没有这样的业绩打底,未必有后来会有这么多死忠粉,投资者是很现实的。

但负重做了11年投资之后,他有些倦怠了,在给合伙人的信中,改变了自己的投资目标。

当然,他提到目标改变有多个原因:很便宜的股票大幅减少了;人们过于追逐投资业绩,自己的分析方法没了用武之地;资产规模大了,但好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。

但最最重要的是,巴菲特提到,自己不再有年轻时追逐业绩的冲动了。

他还说了一段“煽情”的感慨:

那时,我比现在年轻、比现在穷,可能也比现在更争强好胜。就算没有前三个影响我们业绩的因素,我还是觉得,考虑到我个人的情况变化,应该降低跑步机的速度。

根据我的观察,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,很多旧习惯、老路子早就行不通了,但仍然一成不变甚至愈积愈深。

伯特兰·罗素(Bertrand Russell)讲过一个故事:有两个立陶宛女孩,二战后住在他的庄园里。虽然罗素家不缺吃的,但每天晚上天黑后,她们都跑出去偷邻居的蔬菜,藏到自己的屋里。

罗素勋爵对这两个女孩说,在陷入战乱的立陶宛,她们有必要这么做,但是这里是英国乡村,用不着这么做。这两个女孩点头表示明白了,但还是继续偷菜。

后来罗素想明白了,虽然在邻居看来这两个女孩的行为很怪,但其实老洛克菲勒不也这样吗?(注:罗素认为,老洛克菲勒年轻时经历过贫穷的痛苦,所以成年后不停地敛财。)

我对我自己很清楚,别人把资金交给我打理,我说好了要实现一个目标,就不可能不全力以赴。我越来越不想全力以赴了。

我希望重新设定一个经济目标,多做一些与经济利益无关的事。可能是投资之外的事,也可能是仍然做投资,但不追求最高收益。

例如,我可能一直经营一家我很满意(但远远算不上多优秀)的控股公司,因为我喜欢这里的人和这个生意,就算其他投资可能更赚钱。

以低廉的价格买入公司,然后转售出去,这样更赚钱。但是,一直做公司的所有者,通过一些财务决策,让公司一点一滴地进步,这样更快乐(特别是不用投入太多的个人精力)。因此,我可能只做比较简单、安全、赚钱而且快乐的事。

巴菲特从1956年开始写致股东的信,开始一年一封,后来他的投资者觉得不过瘾,他也觉得写得不过瘾,可以多写点,开始半年一封,有的年份有些事情要交代,也写得勤快一些。

比如,1966年至少可以查到三封信,1967年可以查到四封信。

写得最勤快的,无疑是1969年,他的合伙公司要解散了,这一年,他至少写了五封信。我们选择1969年5月29日他写的信,被认为是年度最正宗的致股东的信。

一份好的股东信,绝对不是唱唱理念山歌、糊弄投资者的信,其实,从第一封信开始,巴菲特就会很详尽地有这些要素:

1、对当年市场的整体判断(请注意,不是预测,巴菲特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不预测)。

比如,在可查的1957年的信里,他第一句话就是:

“在去年写给合伙人的信中,我写道:

我认为股市整体价格高于内在价值,主要是蓝筹股估值过高。如果确实如此,所有股票都可能存在大幅下跌的风险,无论是否低估。

无论如何,我认为,五年之后回过头来看,人们不太可能觉得现在的价格很便宜。”

观点很明确吧,一点儿不废话!

2、回顾自己过去干了啥,表现如何,解释业绩来源。

比如,1957年的信里很明确提到:

“1956 年末,我们持有的低估类和套利类仓位比重为70:30,现在比例是85:15。 ”

“去年,我们买了两只股票,我们在这两只股票上的持股数量已达到可以影响公司决策的规模。其中一只股票在各合伙人账户中占比为10%到20%之间,另一只占比约5%。”

他还说,

“我们最大的这一只股票占一些合伙人账户仓位的 10% 到 20%。我计划将这只股票配置 为所有合伙人账户仓位的 20%。”

当然,具体是什么股票,他没说。但是,已经很具体了好吗?对比众多国内牛逼哄哄的投资人,有多少是这么用心给投资者写信的?

3、反复阐释自己的投资理念,他后来的信里确定了七大原则,把钱交给他,就必须遵守这些原则,原则在后来的每封信里都有。除了第七条分散持股后来改成了集中持股,其他基本没变过。

好了,现在世道不好。我们还是回到1969年这个年份最重要的信上吧。

不是要解散基金,才要看人家怎么写信,而是在一些重要的关键时刻,好的投资人会怎么做,我们对标一下,国内投资管理人的差距在哪里,哪些做到稍微好一些。

巴老师不仅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解释自己解散公司的原因,还为投资者找了下家,都要解散公司了,还要冒着风险给自己添麻烦的人,真正是有担当的人呐。

解释一下,这封信只提到了要找一个下家,没说是谁,但是后来一封信有交代 ,是Bill Ruane(注:比尔·鲁安,红杉基金创始人)。巴菲特说,这是“一位非常优秀的资金管理人。”

我们来看1969年5月29日的原汁原味这封信吧。

致各位合伙人:

大约18个月前,我写信告诉大家,因为环境的改变,因为我个人情况的改变,我有必要调整一下我们未来的业绩目标。

我在那封信里讨论了当时的投资环境。在后来的信中,我也多次分析投资环境。总的来说,从那时起到现在,投资环境越来越恶劣,越来越艰难。或许是我脑筋死板不灵活。(有人这么评价四十岁以上的证券分析师:“他们知道的很多东西都过时了。”)

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:

(1)通过定量分析能找到的投资机会,在过去二十年里稳步减少,现在几乎找不到了;

(2)我们现在有1亿美元的资产,本来投资机会就少,还有很多我们买不了,因为30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对我们的总体业绩没什么意义,市值1亿美元以下的股票,我们都不能买;

(3)追逐投资业绩的人越来越多,股市的眼光越来越短,投机氛围越来越重。

我在1967年10月9日的信中说了,我之所以要调整目标有几个原因,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个人因素。

我一直把100%的精力投入到巴菲特合伙基金中,这是我自己强加给自己的。在那封信中,我说了,我想摆脱这种压力。

在过去这18个月里,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。我在信中说:“我希望目标定得低一些,我也可以少努力一些。”

目标低了,但我的努力没少。只要我“在场上”,定期公开业绩,承担为众多合伙人管理资产的责任(很多合伙人把自己全部的资产都交给我打理),我就永远不可能无拘无束地去做合伙基金以外的事。

只要我是公开参与,就忍不住要争强好胜。我心里明白,我不想自己一辈子都在比拼投资,都在和一只兔子赛跑。要慢下来只有一个办法:结束。

年底之前,我会向所有有限合伙人发出正式通知,就我退休的打算发出声明。清算合伙基金涉及大量纳税和法律问题,但是我最关心的是做好下面几件事:

1、最重要的一件事是,有许多合伙人不想自己打理资产,我要为他们推荐一个资产管理的途径。

有些合伙人自己就有很多选择,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很自信、也很放心。

但是,有些合伙人则不然,我不能就把钱还给他们,说声“好运”,就完了。我打算向他们推荐另外一位资产管理人。

无论是我的亲戚,还是我一生要为其提供投资建议的其他人,我都会放心的把他们的资金交给这个人管理。他人品和能力都很好,他将来的业绩可能和我继续做下去差不多(但肯定不如他或者我过去取得的业绩)。

我们的任何合伙人都可以投资给他,没有账户最低金额的限制。

将来,我会和他保持一定的联系,对他的投资情况有个大概了解,但只是偶尔关注,而且我提建议的话,基本上也只限于否定意见。

2、我希望所有合伙人都可以自由选择,愿意获得现金的可以获得现金,愿意获得有价证券的可以获得有价证券。

有价证券中应该只有一只是可以随时卖出变现的。这些股票的前景和价格,是我都非常看好的,但是合伙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将有价证券变成现金。

3、我也希望所有合伙人能有这个选择,即按权益比例相应获得我们的两家控股公司(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)和一家规模较小的“受限制的”公司的股份。

因为这些股票的公允价值完全是我估算的,所以我认为一定要给各位这个选择权,如果愿意的话,各位可以根据我的估值,按权益比例获得控股公司的相应股份。

但是,这些股票并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买卖(SEC对控股股东的股票和未注册上市的股票有各种限制规定),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可能也不能转让、不能带来收入。

在清算过程中,我希望给各位提供自由选择权:留下受限制的股票或获得等价的现金。

我特别欣赏我们的控股公司的经营者(我们又多了两个新成员: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和罗克福德信托公司。伊利诺伊国民银行是一家资产规模在1亿美元以上、经营特别出色的银行,是伯克希尔哈撒韦今年年初收购的),希望和他们的关系可以地久天长。

控股公司有我欣赏和敬佩的经营者,就算别人出价再高,我都无意出售。但是,在特定情况下,可能会出售控股公司下面的某个业务部门。

在清算过程中,我们应该能把上面这几件事做好。我们的清算活动不会对各位1969年的纳税安排产生影响。

我还有一件非常想做的事,我特别想画一个圆满的句号,可惜事与愿违。我不想结束的这年业绩惨淡,但是1969年就是这样的一年。

我估计到今年年末,算上控股公司价值的大幅上升(除了我之外,所有合伙人都可以选择变现),不算向合伙人支付的每月利息,我们的业绩也就是持平而已。即使从现在起到年末,股市大涨,我们也不会受益。我们不会投入任何重大仓位,所以无法从上涨中受益。

今年我们的套利投资做得特别不顺,我感觉我像误入羽毛球场的一只小鸟。有这样经历的,不只是我们,但是我们今年在套利类中的投资占比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,结果却出了这样的事。

谁都不愿意在白纸黑字上把自己的错误写出来,但是我看不起报喜不报忧的行为。

我们今年的投资失利完全是我的错,不是运气不好,是我的评估失误了,误判了一个发展变化很快的政府趋势。

这里其实有个矛盾。我一直认为,政府最后做的这件事,早就该做了(我的意思是,政府解决的这个问题是早就该解决的,但并不认同政府使用的手段)。

换句话说,政府做了这件事,我们亏了很多钱,但我认为政府做这件事对社会有好处,也一直倡议政府做这件事。但是,在此之前,我认为政府不会做这件事。

我一贯的主张是:做决策的时候,根本不应该把自己认为应该怎样(对社会有益)和实际会怎样混为一谈。要是我不这么想的话,我们就能少亏几百万了。

说实话,虽然前面说了这么多,要是真有特别好的投资机会,我愿意1970年甚至1971年继续管理合伙基金。不是因为我还想接着做,只是因为我太想完美收官了,不想以业绩惨淡的一年谢幕。

可惜,我看不到任何机会,看不到任何希望,没办法把最后一年的业绩做好。我也不想拿别人的钱误打误撞碰运气。我和现在的市场环境不合拍,不想为了辉煌谢幕而做自己不懂的投资,不想毁了这么多年的好业绩。

话已至此,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,我们将对持股进行清算,最后只留控股公司、一只未上市的证券以及一只长期前景良好的有价证券,还有一些套利类中零碎的投资,它们总价值很小,但需要几年才能清理完。

这封信就算今年的年中信了,写的比平时早,因为我决定好了,就想告诉各位。我也希望各位在收到这封信后,我还能在奥马哈停留一段时间,回答各位提出的问题。7月份,我会去加州。

有的合伙人可能会问:“你打算做什么?”这个问题,我没答案。我只知道,有些东西是20岁的我非常想要的,但当我60岁的时候,自己应该有不一样的追求。

我现在做的事,是我长大成人以后就一直在做的,18年了,它消耗了我的所有时间和精力。今后的我要过一种新生活,除非我与现在做的事一刀两断,否则我适应不了今后的生活。

秋天,或许在十月份左右,我们会给大家写一封信,详细介绍清算情况、投资建议等。




来源:聪明投资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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